初盛唐时期的盛世理想与文学_初盛唐时期的盛世理想与文学读后感

       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析一下“初盛唐时期的盛世理想与文学”的优缺点。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我将相关资料进行了整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分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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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述初唐四杰对唐代文学的贡献

3.唐朝文学繁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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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唐前期诗歌受南朝齐梁诗风的影响较大，贞观时期聚集在唐太宗周围的宫廷诗人，他们的创作日趋宫廷化、贵族化，多是奉和应制之作，琢磨技巧，雕饰辞藻，齐梁积习犹存。

       初唐后期，“四杰”的创作开创了不同于宫廷诗人的新诗风，在内容题材、审美追求和风格上都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陈子昂力反齐梁诗风，主张恢复汉魏风骨和风雅的兴寄传统，并且实践了这个主张。

       2、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呈现气象恢宏，领域宽阔，成就辉煌的鼎盛局面。

       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风格独具的诗人，出现了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出现了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成就最卓著的两位诗人就是“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他们达到了浪漫与现实诗歌创作的顶峰。?

       3、中唐：部分诗作趋于空虚，而创作主流则走向深化，艺术风格发展多样，有百花争艳之态势。

       这一时期作家众多，流派林立。大历至贞元年间出现了韦应物、刘长卿以山水诗为主的诗歌创作、元结、顾况等新乐府先驱的诗歌创作，以及以钱起、卢纶等“大历十才子”和李益的边塞诗创作。

       贞元以后出现了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张籍、王建、李绅等人参加的新乐府运动，出现了以韩愈、孟郊为代表追求奇崛险怪的韩孟诗派，还有风格奇谲怪诞的诗人李贺。此外，刘禹锡、柳宗元的诗歌创作也都独具独具一格。?

       4、晚唐：诗风复变，多刻意雕琢，然在诗的技艺圆熟之中亦另有其可取之处。

       晚唐政治形势更加恶化，人民生活更加穷困，现实主义的诗歌传统继续得到承接。在晚唐诗坛上占显要位置的是李商隐和杜牧。他们都具有优国忧民的思想，多感概盛世的不可再来，诗中常出现迟暮黄昏的梦幻情调。

扩展资料

       唐诗繁荣的主要原因

       （1）社会因素?

       唐代立国之初至安史之乱前，国势强大，经济富裕，朝廷百官宴游，多唱诗互和，以为谈佐之乐。而国家的统一，南北交通无阻，文人有机会饱览祖国的大好山河，激发诗情，诗歌的酬唱流传，蔚成一时的风气。

       至于安史之乱后， 藩镇之祸继起，唐室中衰，加以外患日极，以致诗人大多饱历离乱，为其提供丰富的生活素材，及刺激文学创作的灵感，郁结之情，正可用诗歌来抒发，也促成唐诗的兴安。

       （2）政治因素

       唐代几个有权力的皇帝，不仅都爱好音乐，并大加提倡。高宗、武后好乐章，常自制新词，编为乐府。到了玄宗，此风更盛，他自己是诗人、乐师兼优伶，爱好文艺，附庸风雅，对于文艺的发展,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另外唐代以诗取士，于是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捷径，对加强诗歌技巧的训练和诗歌的普及有重要的作用。?

       （3）思想、文化的活跃

       唐代的音乐、雕塑、舞蹈、绘画等，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外来的影响，对诗歌的内容和风格有积极的影响和启发作用。

       （4）诗歌应用价值的提高?

       诗歌在唐代社会的应用价值得到空前的提高，如向达官名流谒求进用、送人出使也用诗。自帝王、贵族、文士、官僚，以致道士、歌妓，均有佳作。

       百度百科--唐诗

论述初唐四杰对唐代文学的贡献

       初唐时期

       代表作家是“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盛唐时期

       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唐诗发展至顶峰时期,题材广阔,流派众多,出现“边塞诗派”与“田园诗派”等.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即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代表. 中唐时期

       在中唐时期,诗人各有成就.但成绩最卓著的要数白居易,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进步理论主张,并亲自参加领导“新乐府运动”,白居易的诗明白晓畅,通俗易懂,深受群众喜爱,代表作有《长恨歌》、《琵琶行》等.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唐帝国走向衰落过程中的危机和民间苦难. 晚唐时期晚唐诗人较著名的有：温庭筠、李商隐、杜牧等. 温诗绮丽柔糜,李诗晦涩.

唐朝文学繁荣的原因

       　初唐四杰是指共同活跃于7世纪下半期文坛上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在思想性格、生活遭遇、文学主张，以至创作实践上都有许多共同倾向，故合称初唐“四杰”。四杰中当以王勃、骆宾王成就更高。他们身上也体现着沿袭与变革六朝文风的两种倾向，但与宫廷诗人不同的是，他们力求创新的精神与成就显然更强更大。

       四杰诗文，内容上有较大开拓，正像闻一多所评，是由宫廷走向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其中最有意义的是以下几类，而这几类又都可以归为传统的言志抒情。

       一、边塞诗。初唐诗人多喜写边塞诗，四杰的成就更高。他们的边塞诗集中抒发了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很能代表初唐诗人在国力走向繁荣时那种特有的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如杨炯《从军行》云：“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后两句正是初唐诗人急于建功立业心态的典型写照。有历参西北、西南戎幕生涯的骆宾王在这方面成就尤高，如《从军行》云：

       平生一顾重，意气溢三军。野日分戈影，天星合剑文。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

       写景抒情相得益彰，格调苍老，笔力遒劲，决非仅凭想象为辞者所能比。

       二、送别诗。赠别诗在当时可谓充斥诗坛，但四杰的送别诗因打上生活的烙印，增加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因而不同于一般的作品，如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曰：“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只写怀古之情，但分别时的悲凉之感溢于笔端。这方面成就最高的是王勃，他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是千古传诵的名篇：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岐路，儿女共沾巾。

       苦涩之中见开朗，开朗之中含苦涩，感情十分深沉。

       三、写景咏物诗。这类诗在当时虽是最常见的题材之一，但大多写得纤巧尖新，四杰的某些作品却能有所突破，如王勃的《山中》：

       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意境苍凉而开阔又如《滕王阁诗》：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安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此诗虽为宴集颂德而作，但“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充满了对宇宙自然及社会人生的感慨。又如骆宾王在任侍御史被诬入狱后所作的《在狱咏蝉》：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以蝉自比，成为托物寓志的名篇。

       四、讽刺诗。四杰也有某些看似歌功颂德之作，如描写京城的繁荣，权贵的豪纵等，但其中却暗含着讽刺之情。这类诗当以卢照邻的《长安古意》、《行路难》和骆宾王的《帝京篇》为代表。如前者先极力铺陈权贵的奢华生活：“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娼家日暮紫罗裙，清歌一啭口氛氲。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然后笔锋一转，讽刺他们想永享富贵只不过是黄粱一梦：

       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在传统的悠扬宫体情调中增加了冷峻的人生哲理的思考，不愧为宫体诗的杰出改造者。而骆宾王的《帝京篇》和《长安古意》异曲同工，全诗以京城上层社会生活为题材，通过繁华景象的描写和奢华生活的渲染，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本质。

       四杰诗的风格虽在语言形式等方面“不脱齐梁之体”，“犹沿六朝遗派”，但在气骨兴象方面已显然不同于六朝。他们的诗带有强烈的热情与幻想，愤懑与牢骚，表现了不甘心憔悴于圣代的兀傲之气，不仅反映了齐梁所没有的大唐盛世气象，而且气势雄壮，意境宏博、节奏有力，语官浏亮，富于个性。杨炯评王勃“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在某种意义上正可视为四杰的总风格。

       就个人风格而言，四人各有特色。陆时雍《诗镜总论》评为“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此语大致不差。只是王勃在高华中带有沉挚，宾王在坦易中带有兀傲。就体裁形式而言，卢、骆更擅长七言歌行，王、杨更专工五言律诗，他们同沈宋等人一起逐渐使律诗走向定型，卢、骆的律体大多合律，王杨则几乎全部合律。他们的古体歌行诗，往往词采丰赡而气势宏博，破奇为偶，参用赋法，“四语一转，蝉联而下，特初唐人一法，所谓‘王杨卢骆当时体’也。”(沈德潜《说诗晬语》上)

       四杰的文章与其诗歌有相似的特点与贡献。四杰的文章多是赋体骈文，与六朝辞赋相比，不再是一味写气图貌，属采附声，而是增加了抒发个性、关切现实的内容，词采虽丰赡典丽，属对虽精工严整，但气势充沛，境界开阔，警句迭出。王勃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和骆宾王的《代李敬业讨武氏檄》是代表名篇，前者写登临滕王阁所见之景曰：

       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侧，川泽纡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舳。云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意境开阔，声色兼俱，“落霞”一联尤受时人称赞，其后的名句“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更道出了士大夫的坚强信心。后者号召各路诸侯曰：

       公等或家传汉爵，或地协周亲，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若其眷恋穷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极富鼓动性的“一抔之土”二句，就连武则天读后也称赞不已。

       总之，四杰为结束齐梁文风，开启盛唐之音作出功不可没的贡献，正像胡应麟《补唐书骆侍御传》所评：“先是唐起梁陈衰运后，诗文纤弱萎靡，体日益下。宾王首与勃等一振之，虽未能骤革六朝余习，而诗律精严，文辞雄放，滔滔混混，横绝无前，唐三百年风雅之盛，以四人者为之前导也。”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亦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蔑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对“四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唐代文学的繁荣，与唐代社会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唐太宗贞观四年（630）打败突厥，原属东突厥的各属国，归属唐朝，推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唐朝遂取代势力强大的突厥而成为东亚盟主。贞观八年（634）大败吐谷浑，贞观十四年（640）平定高昌，高宗显庆二年（657）打败西突厥。唐朝势力之强大，延续一百馀年，直至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而达到高峰。天可汗的实际存在，达百二十馀年之久。唐朝建立不久，经济就从隋末的大破坏中恢复过来，并迅速得到发展，至天宝中上升达于顶点。国力的强大，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

       唐朝的立国者，对外来文化采取兼容的政策。去华夷之防，容纳外来的思想与文化。唐太宗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贞观二十一年五月条）太宗这种一视华夷的思想，为他的后继者所继承，直到玄宗朝，李华还说：“国朝一家天下，华夷如一。”（李华《寿州刺史厅壁记》）从国家政权到生活方式，都体现了这种华夷如一的思想。

       唐代建立者一视华夷的心态，与他们的出身有关。李氏为鲜卑化的汉人。这个家族不仅有着鲜卑血统，而且长期居住北边，受到胡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北朝汉胡文化的融合，在唐代加速了进程。唐代统治集团的这种思想倾向，安史之乱以后有所改变，严华夷之防的思想，在韩愈的维护道统的主张之后，有所抬头。但是道统论的提倡，对于宋以后的正统思想的重新主导思想领域和内敛心态的形成，可能起先导作用，而对于中唐以后的整个社会生活，却并无实际的影响。中外文化的交融并未稍衰。整个唐代，广泛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从文学艺术到生活趣味、风俗习惯，都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由于大量外族移民入住，商族往来，宗教的传播，西域各族、各国的生活习俗、文化也广泛的影响着长安、洛阳、扬州等大都会、南北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以及像广州这样的海上交通重要城市。这些地区，从饮食、衣着、乐舞到生活趣味，均杂取中西。唐人婚俗，也颇受北朝鲜卑婚俗的影响。敦煌发现的写本书仪残卷，记载唐代民间婚礼的主要仪式在女家举行。这都是与中原固有习俗不同的。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唐代妇女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男女较为平等。妇女在行为上也较不受约束。中外文化交融所造成的这种较为开放的风气，对于文学题材的拓广，文学趣味、文学风格的多样化，都有重要的意义。

       唐代士人对人生普遍持一种积极的、进取的态度。国力日渐强大，为士人展开了一条宽阔的人生道路。唐人入仕，较之前代有更多途径。开科取士，唐沿隋旧，而更加发展成熟。唐代开科，分常选与制举。常选有秀才、明经等12科，其中明经又分为七；制举的确切数目已难了解，但据唐宋人的记载，当有八九十种之多。科举之外，尚有多种入仕途径，如入地方节镇幕府等。入仕的多途径，为寒门士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一批较接近广阔社会生活的寒门士人进入文坛，使文学离开宫廷的狭窄圈子，走向市井，走向关山与塞漠，这对文学的发展也是意义重大的。由于国力强大，唐代士人有着更为恢宏的胸怀、气度、抱负与强烈的进取精神。他们中的不少人，自信与狂傲，往往集于一身。《旧唐书·王翰传》说王翰“神气豪迈，……发言立意，自比王侯”。陈子昂也有同样的气概：“方谒明天子，清宴奉良筹。再取良城璧，三陟平津侯。不然拂衣去，归从海上鸥。” （《答洛阳主人》李白更是这样一位自视甚高的人，他自比管、葛、吕望、谢安，要立盖世之功，然后像范蠡那样，功成身退，“钓周猎秦安黎元，小鱼<夋免>兔何足言”（《留别于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垣》）。高适、岑参、王昌龄、祖咏等，无不如此。“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骐麟阁，入朝明光宫”（高适《塞下曲》）。“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岑参《银碛山西馆》）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祖咏《望蓟门》）。杜甫也要“致君尧舜上”，而自比稷、契。唐代士人功名心特重，安史乱后，虽有所变化，渐至晚唐而渐见纤弱，但积极入世的总趋势并未改变。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反映到文学上来，便是文学（特别是诗）中的昂扬情调。

       唐人恢宏的胸怀气度与对待不同文化的兼容心态，创造了有利于文化繁荣的环境。史学、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都有很大的发展。

       唐初设立史馆，出于以史为鉴的目的，修《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五史。后又以太宗御撰的名义修《晋书》和以私修官审的形式修《南史》和《北史》。八史的修撰，提供了丰富的修史经验，不久便有刘知几的《史通》出来，广泛地论述史学问题，反映了一种求实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与文学潮流的发展同步。初唐的文学潮流，逐步的向着反伪饰、求真情的方向发展，并从此一步步地摆脱南朝文风的影响。史学上的求实与文学上的求真，同是崇实思潮的产物。史家对于文学问题的论述，更直接影响着文学的走向，如《隋书·文学传论》、《北齐书·文苑传赞》、《周书·王褒庾信传论》和各史中的作家传、传论中精彩的文学见解，与初唐诗风朝着合南北文学之两长，旨深、调远、辞巧，声律风骨兼备的方向发展不无关系。

       唐代绘画、书法、雕塑的繁荣，也影响到文学。我国书法，至晋而风韵标举，臻于化境。此后北朝雄健而南朝俊秀，至隋而渐合南北之两长，然法未大变。唐人始大变法度。初唐书法名家辈出，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陆柬之、孙过庭诸人，如群星汇聚，形成我国书法史的又一高峰。他们虽仍以二王为法，但已渐趋求变。颜真卿出，一变晋人之神韵入于法度之中，结体端庄，用笔厚重，而遒丽自在其中，终于拓展了我国书法发展的一条新途径。最能传神地体现唐代士人昂扬精神风貌的，是张旭和情素草书，两人均每于醉后走笔狂书，龙蛇游走而莫测其神妙。贺知章“每兴酣命笔，忽有好外，与造化相争，非人工所能到” （窦蒙《述书赋》）。书法中的这种自由纵恣的气象，与盛唐诗人、特别是李白歌诗的精神风貌，甚为相似。唐代绘画，在我国绘画史上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此期绘画已分科。人物画家有阎立本、尉迟乙僧、吴道子、张萱、周肪、韩滉等。吴道子也擅长山水画，而韩滉也以画牛驰名后世。山水画家如李思训、王维、张璪、郑虔等人，都是我国绘画史上名声喧赫的人物。花鸟动物画家如曹霸、韩干、韦偃的马，边鸾的花鸟，也都名盛一时。唐代壁画最盛，画于宅院、寺庙、道观、殿宇、公庭、驿廨。吴道子一生，对壁画贡献至巨。他画在两都寺观墙壁的就有四百馀间。当时画壁画者不仅有绘画名家，也有工匠，且数量巨大。武宗灭法时，天下寺庙、招提、兰若四万四千馀所，多有壁画，而毁于灭法之中；残存者数量仍甚可观，仅成都大圣慈寺96院，至宋代尚存有壁画8524间。唐代佛教艺术的高度成就，还可从各地现今遗存的佛教壁画和佛教造像中看到。书法、绘画、雕塑的高度成就，也影响着文学，我们从唐诗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唐人咏画、题画诗，《全唐诗》中著录有189首。许多重要诗人如李白、杜甫、王昌龄、岑参、高适、王维都有题画、咏画诗。在唐代，诗画的融通有了更大的发展。画论诗论交融渗透、相互影响，绘画不仅成为诗的题材，也影响诗的艺术表现技巧。唐诗中色彩表现的丰富细腻，意境的画意，传神的技巧，都与绘画艺术的高度发展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

       音乐和舞蹈的繁荣，与文学发展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唐代，燕乐的发展产生了一种诗歌的新形式：词。燕乐用诗于歌唱，从绝句开始，后来才因调填词。其实，古体当时也可用于歌唱。诗与乐，向来关系密切，而这种关系，在唐代更加发展。有人统计，《乐府诗集》中2239首乐府诗，合乐的占1754首。《唐诗纪事》所记1150诗家中，诗作与音乐有关的，共200家。《全唐文》中有关音乐之作有241篇（见杨旻玮《唐代音乐文化之研究》）。《全唐诗》中涉及乐舞的就更多了。这些作品对乐声与舞容的精妙描写，充分说明唐代乐舞的高度繁荣为唐诗表现领域的拓展，带来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好了，今天我们就此结束对“初盛唐时期的盛世理想与文学”的讲解。希望您已经对这个主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需要进一步的信息，请随时告诉我，我将竭诚为您服务。